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蘇聯崩潰前官員們的心態

  美國記者赫德裏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彌漫於整個蘇聯社會的頹廢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既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的「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但隨著自由化運動的繼續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了控制。其後,赫魯雪夫被廢黜,勃列日涅夫上臺,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頹廢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甚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而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獨立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持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個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此人看上去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的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史達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典型——無信仰的、頹廢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物質主義也開始氾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各種「運動」,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而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實物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幾乎無須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會得到某種回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頹廢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懷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敢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就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信,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頹廢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份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臺。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頹廢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不值得當真了。這種頹廢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日的穩定,以代替史達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像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聽人說,在中央黨校,各種思想和言論都十分開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幾日,遇到了一位國企官員,當提起此事時,他說,「你只是聽說而已,而我是親見的,因為我上過黨校」。他肯定了這種道聽途說的真實性,並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這事讓我想起一位美國學者研究蘇聯末期的一個發現,即對蘇聯體制的主觀拋棄,並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樣僅源自民間,而恰恰是在蘇聯的官僚集團裡,陳腐的觀念和僵固的意識形態被首先與徹底地拋棄了。但是由於某種共同利益的考慮,既得利益集團樂於維持現狀,並且心照不宣的繼續通過宣傳機器日復一日地維持著「皇帝的新衣」的神話。直到某種新的歷史契機出現的時候,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產生出新的競爭與較量……
  但這位學者也指出,由於受到一貫的虛假宣傳的灌輸,反而在民間培養出了一大批「官方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仰者。他們直至今日還在認真地紀念著十月革命、懷念著紅色領袖。現在,他們也許憤怒於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其實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真誠的許諾與合理的回報,他們是世上最龐大的謊言、最有組織的騙局的最直接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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