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崩潰前官員們的心態

　　美國記者赫德裏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彌漫於整個蘇聯社會的頹廢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既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的「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但隨著自由化運動的繼續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了控制。其後，赫魯雪夫被廢黜，勃列日涅夫上臺，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頹廢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甚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而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獨立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持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個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此人看上去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的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史達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典型——無信仰的、頹廢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物質主義也開始氾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各種「運動」，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而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實物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幾乎無須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會得到某種回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頹廢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懷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敢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就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信，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頹廢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份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臺。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頹廢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不值得當真了。這種頹廢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日的穩定，以代替史達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像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聽人說，在中央黨校，各種思想和言論都十分開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幾日，遇到了一位國企官員，當提起此事時，他說，「你只是聽說而已，而我是親見的，因為我上過黨校」。他肯定了這種道聽途說的真實性，並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這事讓我想起一位美國學者研究蘇聯末期的一個發現，即對蘇聯體制的主觀拋棄，並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樣僅源自民間，而恰恰是在蘇聯的官僚集團裡，陳腐的觀念和僵固的意識形態被首先與徹底地拋棄了。但是由於某種共同利益的考慮，既得利益集團樂於維持現狀，並且心照不宣的繼續通過宣傳機器日復一日地維持著「皇帝的新衣」的神話。直到某種新的歷史契機出現的時候，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產生出新的競爭與較量……
　　但這位學者也指出，由於受到一貫的虛假宣傳的灌輸，反而在民間培養出了一大批「官方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仰者。他們直至今日還在認真地紀念著十月革命、懷念著紅色領袖。現在，他們也許憤怒於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其實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真誠的許諾與合理的回報，他們是世上最龐大的謊言、最有組織的騙局的最直接受害者。

這樣的故事，在中國還有多少？

幾天前在去美國的飛機上，聽到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農民工的遭遇，起初覺得有點好笑，但笑過後我的臉上卻滿是淚水……


在駛離廣州的火車上，一個很漂亮的女乘務員，盯著一個農民工摸樣的中年人，大聲的說：「查票。」

中年人渾身上下一陣翻找，終於找到了，卻攝在手裡。

列車員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說：「這是兒童票。」

中年人憋紅了臉，囁嚅著：「兒童票不是跟殘疾人票票價一樣嗎？」

列車員上下打量了中年人一番，問道：「你是殘疾人？」

「我是殘疾人！」

「那你把殘疾證拿給我看看。」

中年人一下子緊張起來：「我沒有殘疾證，買票的時候，售票員就向我要殘疾證，我沒辦法才買的兒童票。」

列車員冷笑了一下：「沒有殘疾證，怎麼能證明你是殘疾人啊？」

中年人沒有做聲，只是輕輕地把鞋脫下，又將破襪挽了起來——他僅有半隻腳掌。

列車員斜眼看了看：「我要看的是證件。是殘聯蓋的鋼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臉，解釋說：「我沒有當地戶口，人家不給辦殘疾證。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幹活，出了事以後老闆就跑了，政府也不管……我沒錢到醫院做鑑定……」

列車長聞訊趕來，詢問情況。

農民工再一次向列車長說明：自己是一個殘疾人，買了一張和殘疾人票一樣價格的票……

可列車長也問：「你的殘疾證呢？」

農民工說他沒有殘疾證，接著就想讓列車長看他的半隻腳掌。

而列車長連看都沒看，很不耐煩地說：「我們只認證不認人！有殘疾證就是殘疾人，有殘疾證才能享受殘疾人票的待遇。你趕快補票吧！」

農民工一下子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幾塊錢，根本就不夠補票。他帶著哭腔對列車長說：「我的腳掌被機器軋掉一半後，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沒有錢，連老家也回不去，這張半價票還是老鄉們湊錢給我買的呢……求求您高抬貴手，放過我吧！」

列車長堅決地說：「不行，這是上面的政策。」

那個女列車員趁機對列車長說：「他不補票下一站就讓他下車。」

列車長想了想說：「好！」

農民工對面的一個青年看不慣了，他站起來盯著列車長的眼睛，說：「你是不是男人？」

「你是哪個部門的？」 列車長習慣性的問。停了一會兒，又說：「你什麼意思？」

「你就告訴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當然是男人。」

「那你用什麼證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證拿出來給大家瞧瞧！」

周圍的人一下子哄笑起來。

列車長愣了愣，說：「我一個大男人在這兒站著，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青年搖了搖頭：「我和你們一樣，只認證不認人。有男人證就是男人，沒男人證就不是男人。」

列車長卡了殼，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應付。

那個女列車員跳出來為列車長解圍，她對青年說：「我不是男人，你有什麼話就對我說好了。」

青年指著她的鼻子大聲說：「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車員一下子暴跳如雷，尖聲叫道：「你嘴巴放乾淨點！你給我說明白，我不是人是什麼？！」 　

青年平靜地笑了笑：「你是人？那好，請把你的人證拿出來看看……」

頓時，周圍的人再一次哄笑起來。

……

只有一個人沒笑，他就是那個僅有半隻腳掌的農民工，他愣愣地望著眼前這一切……不知何時，他的眼裡噙滿了淚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還是忿恨。

列車長不再說話，回去帶來了兩個乘警，把那個農民工拖到車廂間的值班室，大半夜在下一個農村小站將他趕下列車。

只有一個青年在不斷的阻擋，而其他人，卻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側過頭閉著眼裝睡。

我的故事說完了。您覺得好笑嗎？現在您還能笑得出來嗎？


一直記著說故事者的感歎：「誰叫你我不幸生在中國！」

而我心中想的卻是：難道就因為我們是中國人，便得永遠屈辱的跪下，只敢在口中偷偷地抱怨上天的不公嗎？

又是誰給我們帶來了今天痛苦的生活！

個人道德與行為的評定

若有人說：
「現在跟著我過苦日子吧！」
國人肯定會認為他是瘋子。

而如果某人說：
「我們先忍耐，一旦痛苦的日子結束，就是幸福了！」
則大多數國人都將會質疑這個結論的可信度。

但如若某人用上無盡華麗的詞句來粉飾未來的幸福，並將為實現這個願望所需的付出與代價輕描淡寫，很多國民就會盲信，就會上當了。
納粹黨（既「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既是由德國國民一人一票選上去的，而這不僅是希特勒等少數野心份子的恥辱，亦是全體盲從德國人的恥辱。


其實上文這三個人的真實目的究竟是甚麼？是為了誰？往往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真正瞭解。

是以，不去瞭解參選人的詳情，而因為盲目、狂熱的臆斷投票；不去分析議案的內涵及其影響，而只看是誰提出的。甚至連自己的利益在何方都不去弄懂，這不僅造就了歷代民主社會中的一個個腐朽政權（德國與中國甚至還弄出了專制的復辟），也是個人對自我人權的踐踏。
而這就是無德精英手中所謂的「愚民政治」了。


所以我常說：
「好事」與「壞事」相對；「公正」與「徇私」相對；「好人」與「壞人」相對；「正義」與「邪惡」相對，其評斷標準並非所謂：「內心認為自己是在做好事」或「標榜自己就是正確的」。

而是看此事能否達成，有多少機率能夠達成；
達成後最終的獲益者是誰，能否為國民帶來利益，且國民是否為最大的獲益者；
如果失敗，誰將為此負責，國民的權益是否會受到損害，且會受到多少損害。

一旦政客的言論缺少其中一點，就夠成了政治欺騙。
而一切黑暗與邪惡均能被描繪的娓娓動聽，令聽眾如癡如醉，這正是因為「政客巧妙的讓聽眾以為，自己將會由此獲益，從而無視或忘記自己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同胞的責任與義務。」


是以，只有將自身的言行與心靈均構建在維護國民權益此點上，才是好事，才是好人，才是公平，也才是正義。


而當我們把文中的「政治」一意，取代為「友情」、「親情」、「承諾」等；將「聽眾」或「國民」一意，取代為「部下」、「朋友」或「親人」等；最後再將「政客」一意換成「我」、「父親」或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就能評價出自己或他人以往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是否明智、是否正直、是否仁愛，與是否真的做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