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蘇聯崩潰前官員們的心態

  美國記者赫德裏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彌漫於整個蘇聯社會的頹廢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既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的「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但隨著自由化運動的繼續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了控制。其後,赫魯雪夫被廢黜,勃列日涅夫上臺,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頹廢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甚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 ——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而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獨立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持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個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此人看上去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的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史達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典型——無信仰的、頹廢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物質主義也開始氾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各種「運動」,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而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實物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幾乎無須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會得到某種回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頹廢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懷有負罪感。他們無法瞭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敢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就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信,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頹廢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份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臺。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頹廢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不值得當真了。這種頹廢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日的穩定,以代替史達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像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聽人說,在中央黨校,各種思想和言論都十分開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幾日,遇到了一位國企官員,當提起此事時,他說,「你只是聽說而已,而我是親見的,因為我上過黨校」。他肯定了這種道聽途說的真實性,並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這事讓我想起一位美國學者研究蘇聯末期的一個發現,即對蘇聯體制的主觀拋棄,並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樣僅源自民間,而恰恰是在蘇聯的官僚集團裡,陳腐的觀念和僵固的意識形態被首先與徹底地拋棄了。但是由於某種共同利益的考慮,既得利益集團樂於維持現狀,並且心照不宣的繼續通過宣傳機器日復一日地維持著「皇帝的新衣」的神話。直到某種新的歷史契機出現的時候,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產生出新的競爭與較量……
  但這位學者也指出,由於受到一貫的虛假宣傳的灌輸,反而在民間培養出了一大批「官方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仰者。他們直至今日還在認真地紀念著十月革命、懷念著紅色領袖。現在,他們也許憤怒於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其實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真誠的許諾與合理的回報,他們是世上最龐大的謊言、最有組織的騙局的最直接受害者。

2009年8月8日 星期六

這樣的故事,在中國還有多少?

幾天前在去美國的飛機上,聽到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農民工的遭遇,起初覺得有點好笑,但笑過後我的臉上卻滿是淚水……


在駛離廣州的火車上,一個很漂亮的女乘務員,盯著一個農民工摸樣的中年人,大聲的說:「查票。」

中年人渾身上下一陣翻找,終於找到了,卻攝在手裡。

列車員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說:「這是兒童票。」

中年人憋紅了臉,囁嚅著:「兒童票不是跟殘疾人票票價一樣嗎?」

列車員上下打量了中年人一番,問道:「你是殘疾人?」

「我是殘疾人!」

「那你把殘疾證拿給我看看。」

中年人一下子緊張起來:「我沒有殘疾證,買票的時候,售票員就向我要殘疾證,我沒辦法才買的兒童票。」

列車員冷笑了一下:「沒有殘疾證,怎麼能證明你是殘疾人啊?」

中年人沒有做聲,只是輕輕地把鞋脫下,又將破襪挽了起來——他僅有半隻腳掌。

列車員斜眼看了看:「我要看的是證件。是殘聯蓋的鋼印!」

中年人一副苦瓜臉,解釋說:「我沒有當地戶口,人家不給辦殘疾證。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幹活,出了事以後老闆就跑了,政府也不管……我沒錢到醫院做鑑定……」

列車長聞訊趕來,詢問情況。

農民工再一次向列車長說明:自己是一個殘疾人,買了一張和殘疾人票一樣價格的票……

可列車長也問:「你的殘疾證呢?」

農民工說他沒有殘疾證,接著就想讓列車長看他的半隻腳掌。

而列車長連看都沒看,很不耐煩地說:「我們只認證不認人!有殘疾證就是殘疾人,有殘疾證才能享受殘疾人票的待遇。你趕快補票吧!」

農民工一下子就蔫了。

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幾塊錢,根本就不夠補票。他帶著哭腔對列車長說:「我的腳掌被機器軋掉一半後,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沒有錢,連老家也回不去,這張半價票還是老鄉們湊錢給我買的呢……求求您高抬貴手,放過我吧!」

列車長堅決地說:「不行,這是上面的政策。」

那個女列車員趁機對列車長說:「他不補票下一站就讓他下車。」

列車長想了想說:「好!」

農民工對面的一個青年看不慣了,他站起來盯著列車長的眼睛,說:「你是不是男人?」

「你是哪個部門的?」 列車長習慣性的問。停了一會兒,又說:「你什麼意思?」

「你就告訴我,你是不是男人!」

「我當然是男人。」

「那你用什麼證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證拿出來給大家瞧瞧!」

周圍的人一下子哄笑起來。

列車長愣了愣,說:「我一個大男人在這兒站著,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青年搖了搖頭:「我和你們一樣,只認證不認人。有男人證就是男人,沒男人證就不是男人。」

列車長卡了殼,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應付。

那個女列車員跳出來為列車長解圍,她對青年說:「我不是男人,你有什麼話就對我說好了。」

青年指著她的鼻子大聲說:「你根本就不是人!」

列車員一下子暴跳如雷,尖聲叫道:「你嘴巴放乾淨點!你給我說明白,我不是人是什麼?!」  

青年平靜地笑了笑:「你是人?那好,請把你的人證拿出來看看……」

頓時,周圍的人再一次哄笑起來。

……

只有一個人沒笑,他就是那個僅有半隻腳掌的農民工,他愣愣地望著眼前這一切……不知何時,他的眼裡噙滿了淚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還是忿恨。

列車長不再說話,回去帶來了兩個乘警,把那個農民工拖到車廂間的值班室,大半夜在下一個農村小站將他趕下列車。

只有一個青年在不斷的阻擋,而其他人,卻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側過頭閉著眼裝睡。

我的故事說完了。您覺得好笑嗎?現在您還能笑得出來嗎?


一直記著說故事者的感歎:「誰叫你我不幸生在中國!」

而我心中想的卻是:難道就因為我們是中國人,便得永遠屈辱的跪下,只敢在口中偷偷地抱怨上天的不公嗎?

又是誰給我們帶來了今天痛苦的生活!

2009年8月7日 星期五

個人道德與行為的評定

若有人說:
「現在跟著我過苦日子吧!」
國人肯定會認為他是瘋子。

而如果某人說:
「我們先忍耐,一旦痛苦的日子結束,就是幸福了!」
則大多數國人都將會質疑這個結論的可信度。

但如若某人用上無盡華麗的詞句來粉飾未來的幸福,並將為實現這個願望所需的付出與代價輕描淡寫,很多國民就會盲信,就會上當了。
納粹黨(既「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既是由德國國民一人一票選上去的,而這不僅是希特勒等少數野心份子的恥辱,亦是全體盲從德國人的恥辱。


其實上文這三個人的真實目的究竟是甚麼?是為了誰?往往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真正瞭解。

是以,不去瞭解參選人的詳情,而因為盲目、狂熱的臆斷投票;不去分析議案的內涵及其影響,而只看是誰提出的。甚至連自己的利益在何方都不去弄懂,這不僅造就了歷代民主社會中的一個個腐朽政權(德國與中國甚至還弄出了專制的復辟),也是個人對自我人權的踐踏。
而這就是無德精英手中所謂的「愚民政治」了。


所以我常說:
「好事」與「壞事」相對;「公正」與「徇私」相對;「好人」與「壞人」相對;「正義」與「邪惡」相對,其評斷標準並非所謂:「內心認為自己是在做好事」或「標榜自己就是正確的」。

而是看此事能否達成,有多少機率能夠達成;
達成後最終的獲益者是誰,能否為國民帶來利益,且國民是否為最大的獲益者;
如果失敗,誰將為此負責,國民的權益是否會受到損害,且會受到多少損害。

一旦政客的言論缺少其中一點,就夠成了政治欺騙。
而一切黑暗與邪惡均能被描繪的娓娓動聽,令聽眾如癡如醉,這正是因為「政客巧妙的讓聽眾以為,自己將會由此獲益,從而無視或忘記自己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同胞的責任與義務。」


是以,只有將自身的言行與心靈均構建在維護國民權益此點上,才是好事,才是好人,才是公平,也才是正義。


而當我們把文中的「政治」一意,取代為「友情」、「親情」、「承諾」等;將「聽眾」或「國民」一意,取代為「部下」、「朋友」或「親人」等;最後再將「政客」一意換成「我」、「父親」或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就能評價出自己或他人以往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是否明智、是否正直、是否仁愛,與是否真的做了好事。

2009年7月30日 星期四

雙獅與獨狼

上帝把兩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
上帝還給羊群找了兩種天敵,一種是獅子,一種是狼。

上帝對羊群說:「如果你們要狼,就給一隻,任牠隨意咬你們。
如果你們要獅子,就給兩頭,你們可以在兩頭獅子中任選一頭,還可以隨時更換。」

這道題的問題就是:如果你也在羊群中,你是選狼還是選獅子?


南邊那群羊想,獅子比狼兇猛得多,還是要狼吧。於是,牠們就要了一隻狼。
北邊那群羊想,獅子雖然比狼兇猛得多,但我們有選擇權,還是要獅子吧。於是,牠們就要了兩頭獅子。

那隻狼進了南邊的羊群後,就開始吃羊。狼身體小,食量也小,一隻羊夠牠吃幾天了。
這樣羊群幾天才被追殺一次。

北邊那群羊挑選了一頭獅子,另一頭則留在上帝那裡。

這頭獅子進入羊群後,也開始吃羊。獅子不但比狼兇猛,而且食量驚人,每天都要吃一隻羊。
這樣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殺,驚恐萬狀。

羊群趕緊請上帝換一頭獅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頭獅子一直沒有吃東西,正飢餓難耐,牠撲進羊群,比前面那頭獅子咬得更瘋狂。
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連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邊的羊群慶幸自己選對了天敵,又嘲笑北邊的羊群沒有眼光。
北邊的羊群非常後悔,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換天敵,改要一隻狼。

上帝說:「天敵一旦確定,就不能更改,必須世代相隨,你們唯一的權利是在兩頭獅子中選擇。」

北邊的羊群只好把兩頭獅子不斷更換。
可兩頭獅子同樣凶殘,換哪一頭都比南邊的羊群悲慘得多,牠們索性不換了,讓一頭獅子吃得膘肥體壯,另一頭獅子則餓得精瘦。眼看那頭瘦獅子快要餓死了,羊群才請上帝換一頭。

這頭瘦獅子經過長時間的飢餓後,慢慢悟出了一個道理:

自己雖然兇猛異常,一百隻羊都不是對手,可是自己的命運是操縱在羊群手裡的。羊群隨時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裡,讓自己飽受飢餓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餓死。想通這個道理後,瘦獅子就對羊群特別客氣,只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牠都不吃了。
羊群喜出望外,有幾隻小羊提議乾脆固定要瘦獅子,不要那頭肥獅子了。

一隻老公羊提醒說:「瘦獅子是怕我們送牠回上帝那裡挨餓,才對我們這麼好。萬一肥獅子餓死了,我們沒有了選擇的餘地,瘦獅子很快就會恢復凶殘的本性。」
羊群覺得老羊說得有理,為了不讓另一頭獅子餓死,牠們趕緊把牠換回來。

原先膘肥體壯的那頭獅子,已經餓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了,並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運是操縱在羊群手裡的道理。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點,牠竟百般討好起羊群來。而那頭被送交給上帝的獅子,則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北邊的羊群在經歷了重重磨難後,終於過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南邊的那群羊的處境卻越來越悲慘了,那隻狼因為沒有競爭對手,羊群又無法更換牠,牠就胡作非為,每天都要咬死幾十隻羊,這隻狼早已不吃羊肉了,牠只喝羊心裡的血。牠還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隻。

南邊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嘆:「早知道這樣,還不如要兩頭獅子。」

民族問題的探索

對於民族問題,若是居心不良,則無論將方略修飾得如何,都會在人民心中留下不信任的陰影。
是以,最好的方法則是將各民族同等相待,真心實意為各民族的人民著想,努力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與平等政治民主。
然而,對於各地的分裂組織亦須予以防範。但是,我們也應好好想想,他們又為何要分裂?
最根本的解決方法,絕不是徹底毀滅或同化一個民族,而是使這個民族的人民覺得在這個國家受到尊重與關愛,而不是歧視;對這個國家的歷史懷著感情,而不是仇恨;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而不是絕望。

所以,國家的根本政策就應當是民主的,寬容的。在律法與教育者的眼中,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中國人,而不是各個民族的份子。

既然根源部分找到了,我們就應當依據此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體系,以期平和的解決民族問題。


以下條例,均須由議會及法院逐條調查、分析、修正,經投票通過並在數省實驗後,方可全國施行。


一、改革戶籍制度,先由中原、東南各省開始,一個省一個市的更換身份證,取消其中有關民族的劃分。任何政府與國立、私立公司也不得在各式簽注中標示民族欄目,不得對召集或解雇員工采取民族歧視。淡化官方民族主義傾向,一般改成「中華民族」。

二、推行初等免費教育,由國小至國中畢業均免費,日後經濟好轉可以增至高中。不滿十六歲的兒童或少年必須學習,如果父母有能力,亦可以就讀於私立學校;禁止孩子接受學校教育的家長將受到制裁,以此牟利的家長將被剝奪監護權。

三、所有國立學校均開設漢語學科,私立學校不限,但須經過教育部核准。偏遠或多民族地區之國立學校應設當地族語的學科,所有在此的學生都必須學習。

四、統一教育內容,依本省本市本縣之特色亦可酌情增減。

五、為了維持公職人員的能力與素質,競選或普通公務員任職前均需經過考試且必須達到國家統一之及格標準。多民族地區亦須增加當地民族語言考試科目。本國國民競之選標準相同,權利均等。

六、公平競選,一人一票。媒體如果宣揚民族主義,法律制裁之;競選者若以此攻擊政敵,取消參選權,投票者亦然。

七、維持計劃生育政策,但作相應改革:一對夫妻養育一個孩子,教育與醫療費用由國家承擔;亦可多養育一兒,但兩個孩子的教育與醫療費均需自付。超額養育將受到制裁。無意為之且有能力撫養者,罰以重款,所得款項增入國稅教育支出款;無力撫養者依法律酌情處理;有意而為者律法嚴懲之。

八、以上六點之執行均由憲法維護,觸犯憲法者,任何人員不得赦免。


如此一來,經過初步的教育階段(約十二年)後,民族矛盾應該能有所改善。

2009年7月22日 星期三

自由之旗、自由之民(訪求曲譜)

——自由之鴿 許嘉炆


  舉起引導人民自由的旗幟!
  守護正義,昭示著
  我們堅信民主必將來臨的決心。
  我的朋友,從現在起,
  我們將推翻獨裁者,
  尊重自由的靈魂!
  所有人,終將自由。

  為了人權努力奮鬥,
  去實現更美好的明天。
  從專制黑暗的另一邊,
  讓我們用雙手把自由的黎明喚進吧!
  守護自由的靈魂!
  所有人,終將自由。

  在解放後的土地上,
  自由之旗將深深紮根,
  遍布獨立的心靈。
  所以讓我們同唱這支歌:
  我的朋友,不久之後,
  我們將重建幸福的家園,
  傳播自由的靈魂。
  所有人,終將自由。

2009年5月11日

2009年7月17日 星期五

民主中國與民族中國論

作者:邢汶
修正:許嘉炆(在下筆名)


如同一個重疾纏身的慢性病患者,中華民族面臨的問題多而棘手。從歷史的角度看,很多問題並不全是由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造成的。比如,民族自信心的問題,華人全球地位下降的問題,以及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約束力淪喪的問題等等。而這裡邊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中華文明本身。作為一種以農業社會為基石的和諧文化,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素至少從元、明年間就開始表現出嚴重的退化和僵化,當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在很多方面,加重了這種狀況。

中華民族面臨的問題雖然錯綜複雜,但我們依然可以分條析縷。而抓住問題的關鍵部分,就是用我們的力量來解決它的開始。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個難題,一是民主問題,二是民族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一直糾纏著中國一千年來的全部歷史,能否成功解決這兩個難題,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

什麼是民主?中國為什麼必須實行民主?民主是不是政治上的平均主義?中國有十六億人口,是否要把國家權力平均地分成十六億份,每個人拿走一份?就像過生日的時候,把一塊大蛋糕平均分開,每個人拿走一份?不是的。民主的概念,乃是給予民眾公平參與的機會。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優勢和才幹,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行業,在公正平等的基礎上參與競爭。這個行業,包括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有些人適合當政治家,就可以通過公平的選舉競爭進入政府,成為官員;有些人適合當企業家,就可以通過經商設廠,發財致富。這些渠道應該是通暢的,而沒有人為的障礙;這些競爭的起點應該是公正平等的,而不是分為三六九等。而國家法律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證這些競爭的公平性。

現在的中國,之所以被人詬病為廣泛的不民主,乃是由於這種競爭的不公正、不平等所造成的。而這種不公正、不平等的根源,即在於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權。每一個在大陸經商的人都懂得,要想盡快地發財致富,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承攬政府工程,或者與政府權力進行密切勾結。而凡是僅僅依靠自己的勤奮和智慧的企業家,其成長之路就會格外艱難、漫長。而這,就是經濟生活裡的民主匱乏。中國大陸的各級政府和司法機構,充塞著各種稀奇古怪的人員,他們不學無術,一心攫取巨額利潤,而有政治素養和法律才華的青年,卻將永遠被遮罩在政權之外。而這,就是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匱乏。

當下中國大陸的現實是:中共已經不再是一個政黨,而蛻變為一個狹隘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目的,是借助政府權力攫取超級暴利。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共不僅已經失去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更喪失了對民族的責任感和對民眾的使命感。縱觀歷史,中共很像一家殖民公司,來到中國的目的就是掙錢,至於老百姓的生活,對不起,跟它沒有關系。這樣的公司,就如英國當年派往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在危害它的地位的時候,它就是權力機關;在攫取利潤的時候,它又成了公司企業;在向人民徵收賦稅的時候,它就是國家政府;在社會要求它照顧弱勢群體的時候,它又變成了獨立法人。總之,中共就是這樣左右逢源。

中國若走民主之路,就必然要弱化中共的政治壟斷地位。中國共產黨是民主中國最大的敵人,這幾乎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共識,甚至連中共內部的許多底層普通黨員,都對中共的做法嗤之以鼻。而未來中國的民主制度,就在於兩點:以民主引導優秀人才進入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國家權力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這兩點,我們可以概括為扶持強者、保護弱者。這正是民主制度的兩大基石。而對強者的扶持,是通過民眾在公平機會下競爭實現的,並非由政府指定。

善良的人們一直在思考,民主在中國是否可行?是否需要緩行?很多大學生說,中國人奴性深重,不適合過民主生活。實際上,中國人之所以委曲求全,僅僅是因為處在殘暴的國家機器下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罷了。沒有安全的參與環境,每個中國人都必須考慮尋出一條求生之道。所以,對中國民眾妄加指責是不義的,因為這顛倒了因果關係:不是因為中國人有奴性才有了中共專制政權,而是在專制政權的殘暴壓力下,中國人不得不屈服以求自保。認為中國人沒有實行民主的資格,是對中國人民最大的誣蔑。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即便是那些處於飢寒邊緣的百姓,都深懂勒緊腰帶,省吃儉用,以此支援自己的孩子求學讀書,嚮往知識,追求文化。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農民在銀行申領區區幾百元的貸款,即使遭遇天災人禍,也會按時歸還,不敢絲毫拖欠,他們的信用是一流的。中國農村的小作坊生產豆腐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摻假,因為鄉親的眼光是雪亮的,所以他們的質量是近乎完美的。而這就與三鹿、山西煤礦等等同當政者明來暗往的黑心企業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我們為什麼要坐在書房裡指斥農民沒有參與民主生活的能力和資格?僅是為了如某些既得利益者所願,來證明中國人沒有資格享受民主嗎?中國農民進入城市後,在極其艱難的條件與薪酬下打工謀生,他們尚且知道交納高昂的借讀費送孩子去讀書,甚至情願自辦學校,使漂泊流離之中,自己的孩子不至淪為文盲。他們的才智用心,令人嘆服。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華人不僅不是奴性的,而是勇敢的,他們正是以沉默的姿態,表達了對中共無聲的抗議和譴責。他們的聰明才智,如果不是中共政權的壓制,一定會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唯有民眾最大」,這是一條顛撲不滅的真理。

那麼,民族問題又是怎樣的呢?我們首先必須澄清的一個概念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並非僅是中國大陸的民族問題,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強大的問題。這個「中華民族」,是不分國籍的,亦是涵蓋所有華人在內的。所以我一直強調,台灣問題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民主問題;不是國際問題,而是國家內部的問題。

我一直堅持,所謂「人類共同利益」、「人類大同」之類的言論,從實質上而言,依然是服務於民族利益的。不會有任何一個民族會為了所謂的「人類共同利益」而無視自身的利益。在未來漫長的歷史時期,民族利益依然是最高的利益範疇。民族之間仍將會有持續且長期的競爭,而這種競爭,也恰恰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

中華民族嚴重衰落了!這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海外國內,這也是共識。中華民族從世界上最優秀、最強大、最開化的民族,自崖山之戰後,在其他文明奮起直追中,卻經過數百年的退化,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人微言輕、文明低下、道德淪喪和積貧積弱的民族。全球華人的國際地位,正處於非常低的時期。而這種狀況,乃是我們必須面對、改變的極為嚴峻的民族危機。

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在華人,而全球華人之關鍵,在於中國。中國之關鍵,在於大陸,而大陸之關鍵,在於中共政權。中共政權一日不去,民族復興就遙遙無期。因為民族問題是和民主問題密切相關的:只有一個民主的中國,才有可能是一個真正強盛的中國。為什麼呢?民族復興的任務如此繁重,事業如此巨大,必然要求政府能夠廣泛動員民眾的力量、智慧和激情。而面對一個貪婪僵固的政府,民眾只能抱持著冷淡和旁觀的態度。一個專制的政府,是沒有絲毫資格動員民眾的。

而這就是我們所強調的,民族主義者必須深切認識到的問題:對於中共政權的支持,絕不會真正促進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利益,反而是對民族利益最大的損害。民族主義者在某些時候,會得到中共政權的容忍,但這僅僅是中共在民族主義者和民主力量之間玩弄的制衡手段,是企圖讓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彼此敵視、仇恨與消耗,而自己坐收漁利。這種陰謀,如果我們不能看清,就將鑄下大錯。

而為什麼中共政權不可能實現民族復興呢?很簡單!因為我剛才指出了,中共政權已經從一個有紀律、有綱領、有信仰的嚴密政黨蛻變成了一個狹隘的利益集團。而這個利益集團,是絕不會忌憚損害民眾權益、民族利益來維護自己的私利的,它不可能具備更高更遠更廣闊的視野。

誠如古人所言:有所欲必有所蔽。凡是有欲望的,就必然會被某些表象所蒙蔽。而中共政權正是如此。因為他渴望保持特權和因特權而帶來的豐厚利潤的欲望太強烈了,致使它不可能懷有更遠大的民族訴求和政治抱負。正因為它沒有這種抱負,使得它也沒有相應的氣概和胸懷。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在鎮壓一切異己勢力的時候是絕不會手軟的。它不會考慮民意,不會顧忌國際壓力,也不會忌憚後世評論,就是因為他的胸懷和眼光已經淪落為一個睚眥必報的市井無賴,一個唯利是圖的政治流氓。

唯有重建一個民主的中國,才能對全球華人產生道德感召力和凝聚力,才能動員一切優秀人才參與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才能讓普通民眾分享到經濟騰飛的成果,才能讓弱勢群體不再備受欺凌,民族問題也才有希望解決。而這,就是中華民族復興最關鍵的問題。

談到這裡,我要專門提一下臺灣。當下很多大陸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對台灣的武力打擊是民族感情的體現。但這無疑是最無恥的民族主義。就算台灣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他也是華人,也是我們同文同種的炎黃子孫。華人屠戮華人,算什麼英雄好漢?這些力主武力攻打台灣的人,或者是中共的御用文人,或者是蠻虐的暴力分子。台灣五十年不回來,一百年還不回來麼?中國的強大,首先取決於我們內部不能再流血了,不能再繼續自相殘殺了。如果中共真的動用武力,以千百萬人的性命,征服了台灣,其結果,其一是台灣的漫長蕭條;其二是全球華人的心寒意冷;其三是國際社會對中華更大的敵視和排斥。一個自相殘殺的民族哪來的什麼民族自豪感?有的只是民族羞恥感!

由此我們可以瞭解,解決中華民族復興問題的第一步,乃是解決中共問題,也就是解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問題。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是密不可分的。那些把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割裂開來,認為要實行民族復興就必須支持中共政權,必須維護中共政權穩定的言論,是善意的糊塗,或者是惡意的詭辯。

我更可以進一步指出,我堅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是我此生能夠親眼目睹的燦爛景象。這就是我為什麼拋棄詩茶詞酒的生活,而投身於為民主中國奔走呼號的原因。在中國大陸,大部分人都對未來感到悲觀失望,而更多人,則積極投身於利用中共政權的貪婪為自己謀求一點財富、一點利益的活動。我對這種現象,懷著同情和理解。我一直對友人們說,不能要求每個國人都去冒險,不能奢望每個群眾都是勇士。人民有家人,有妻子兒女,他們能夠做到以沉默抵禦暴政,就是很好的了,就是很大的勇氣了。

但是,事實上,我們不能為當前虛假繁榮和穩定的表像所迷惑。現在的中共,正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一夜之間,一夫振臂而呼,也許我們就能發現,窗外的世界已是天翻地覆。而且我敢於大膽地預言,在不久後的大陸民主運動中,底層工人和大學生將攜手成為運動的主角,工人們將再次成為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巨大動力。而更多的農民,將在民主力量的感召下摧毀中共如蜘蛛網般星羅棋布的基層政權。中共的最高統治者,將再沒有能力動用軍隊進行鎮壓。軍警也是由國民組成的!而未來的民運,也將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後一次民運!

毛澤東「反右」、「文革」的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鄧小平「六四慘案」的時代也永遠過去了!江澤民毫無威信,民眾對他一直嗤之以鼻。朱熔基雖然曾得到過百姓的信賴和期望,卻留下了糟糕的政績,隨著他離開政治舞臺越來越遠,其當政時期的諸多問題已經遭到了文壇和民間的廣泛質疑。至於胡錦濤和溫家寶,雖然外表溫和親善,卻無領導動員民眾的魄力和手腕。我相信,中共在拋棄其信仰和民眾的同時,正在失去他們所有「合法」的代言人,喪失他們賴以統治的核心能力。正如我一直指出的:中共正在由一個強大而嚴密的政黨轉化為一群為了狹隘利益而集結在一起的烏合之眾。這是中共必然內訌、衰弱、退化和倒臺的關鍵原因。正因為如此,民主中國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前景,並不遙遠,也不僅是藍圖設計,而是觸手可及的將來,是可以值得我們期待和奮鬥的輝煌明天。



原文網址:
邢汶:民主中國與民族中國論(上篇)
邢汶:民主中國與民族中國論(下篇)

本人覺得原文瑕不掩瑜,所以冒昧改了一些小詞。亦望原作者與諸位同仁諒解。

《蒙羞歲月》網站留言

歷史在一段時間內,可能被獨裁者所改寫;然而苦難國民的記憶,卻不會為謊言所左右。自由是民眾的選擇,是世界的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旦獨夫的恐怖統治成為歷史,一旦人民勇於站立,不再畏懼。公正、光明就會伴隨著自由到來。

而對蘇共、柬共、韓共、中共等等這些獨夫的公正審判,那些曾在殘暴奴役中痛苦掙扎國民的證言,將是我們人類歷史永恆的見證與豐碑。

祂將庇佑世上所有的老壯婦孺,庇佑世上所有的種族人群,永遠記住這場由人類自相奴役、殘殺所帶來的災難。

記憶,將在我們的子孫心中牢記,永不遺棄;
現實,將在我們的手中被再次創造;
歷史,將不在重演。



相關連結:
網站:蒙羞歲月, 一個香港人的1975年在紅色高棉柬埔寨的死亡經歷

2009年7月4日 星期六

論無神論與眾宗教

人的生命不分貴賤,人的權利不分貴賤,這確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典範和基石。
但是人的行為與思想,卻是有高下之分的。

雖然個人的行為與思想,旁人無權過問或乾涉。不過好人做好事,人們知道後,多會心懷感激和高興;壞人行壞事,有良知的人也會感到憤恨與傷心。


佛教的可貴,在於讓心存惡念的人害怕,因為有惡報與地獄;在於讓常人多做善事,因為有善報和天堂。
而基督教、道教、印度教也是如此。

然而,對於更可敬的人而言,則是能通過行善而得到歡樂;會因為作惡而感到痛苦,這種超越盲目迷信與法律範疇的大愛,卻不是人人都懂得的。

基督教經典《聖經》中,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而死,他有神力能使自己不用受苦,但為了拯救世人,卻最終選擇了以人性的血肉之驅去接受釘和打,願用自己的血,來洗盡世人的原罪,無怨無悔。最終重生,並完成了救贖世人的使命,升入天堂;
佛教經典中,釋迦牟尼僅為拯救一隻鴿子,願意割下自己的血肉,甚至於捨棄生命,縱身躍上天平,終於得道,明白了眾生平等的道理,而步入西天極樂;
而道教、印度教等良善宗教也均是如此,可見不論信仰為何,只要修為達到了極致,其道德與仁愛都是相通的。

是以,只要人們行善摒惡,心懷正義,則不論加入何教,亦或是無神論者,都是生活在幸福之中。只是世上之人,懂得的少罷了。


有些邪惡政權,即由「無神論」,讓國民不因作惡而害怕;而民主國家,亦由此發揚自由與博愛,使人們懂得「使別人幸福,自己也會快樂」這個道理。
可見,「無神論」與眾宗教一樣,也是一把雙刃劍——其本身並沒有善惡,而只是一門學說。好壞與否,端在使用之人。

2009年6月30日 星期二

人的道德與行為

對於世人而言,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種最好的方法:如遇到大水時迅速跑到高地上去、火災時沖出火區。
可是,人的心中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親情,就是道義。祂會讓我們的生命變的高貴,變的有樂趣,但是,也可能會讓我們在一些事情中無法採取最正確的方法,甚至於舍棄自保與生命。


如果我的父母、妻女,甚至是一個有傷的陌路人受困於洪水氾濫的地區,即使自行離開可以脫離危險,我也是無法這樣做的;而縱然是在安全的區域,我也願意與我所愛之人同甘共苦,和她們在一起,並讓她們得到安全。

同樣,如果我們處於火場之中,而你的小女兒就在身旁,你會舍棄她獨自逃離嗎?如果那是一個你不認識的可憐的小姑娘,就你可以幫助她了,你會狠心地離去嗎?

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人類的所作所為才能體現出我們有別於動物的地方:那就是人性。一隻獅子死了,牠的家人會很快吃盡牠的肉;而有良知的人即便是自己餓死,也不會這樣做──而不論是對自己認識或不認識的人。


我們人類的心中充斥著各種欲望:對知識的、對生活的、對自由的,也有對金錢的、對權力的。
但是有些人就將親情,將道義看的很重,即使是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威脅時,也不退縮,而去選擇對自己最佳、最安全的方法;也有些人則將自身的欲望淩駕於人類至高的美德之上。
當然,這是各人的處世,各人的自由思想,作為旁人的我們是無法干涉的。

但,如果我們見到了一名為救萍水相逢之人卻奮不顧身的俠客,心中是不是也會充滿豪情與感激呢?
如果見著一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要將無辜的人殺死,甚至是要害死自己的好朋友好兄弟,我們是不是也會心生鄙夷呢?


正因為人人內心各有一支尺子,不同的人看人看事的態度才會不同。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是這個道理啊。

如果強迫一個仁者去認同奸邪之人的見解,恐怕就比讓他去死還難;
同樣,如果一個奸邪之人看到別人行事仁義忠正,只怕還會在心中嗤之以鼻,道一句:哼,小傻子。

2009年6月29日 星期一

「懲越戰爭」為了誰——回首柬埔寨恐怖的紅色高棉時代


當地時間3月7日,柬埔寨「鐘屋紀念佛塔」(Choeung Ek)內向公眾開放參觀的頭骨




一名遊客正在參觀柬埔寨「鐘屋紀念佛塔」



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並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資料,一般估計從100萬人到300萬人不等。無論哪個資料,對這個戰前僅僅擁有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都是驚人的。

2007年11月20日,由聯合國和柬埔寨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開庭開始審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紅色高棉高官。為醫治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創傷,此次審判之前,聯合國已經在這個國家進行了有史以來最昂貴,也是耗時最長的維和工作。

這個人口不足1000萬的小國,本來僅是國際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和國際共運裡的「小龍套」角色,但卻因為慘烈的屠殺和長年的動盪,促使國際社會第一次開了為了維護人權而「干涉他國內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運領導人

柬埔寨曾長期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諾羅敦•西哈努克是法國人選定的柬埔寨王室繼承人——儘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經佔領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國人的幫助下流亡海外。

二戰結束後,法國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國,並很快繼承了王位。這一年,他年僅18歲。與此前的傀儡國王不同,年輕的西哈努克聰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長於謀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國王班底內部的矛盾之後,西哈努克開始謀求徹底的獨立。

與此同時一群年輕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國留學。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國留學的年輕人一樣,這些依靠獎學金生活的學生往往出身中上層階級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甯、英薩利、喬森潘、切春,以及薩羅沙——也就是後來的紅色高棉頭號人物波爾布特。

這群年輕人後來成為亞洲共運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領導人——其中最傑出的「大腦」喬森潘擁有巴黎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胡甯則於1965年獲得金邊大學的法學博士。很難相信,這些出身上層的知識精英們後來導演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殺。


「安卡」時代

西方媒體習慣稱紅色高棉掌權的1975-1979年為「波爾布特時代」,而柬埔寨人則更願意稱之為「安卡」時代——波爾布特對自己的身份極為保密,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誰是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只知道,現在掌權的是「安卡」——柬埔寨語「組織」的意思。

波爾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講話中聲稱,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著五大階級: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由於紅色高棉跳過了一切過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個階級「農民、工人以及其他勞動者」,「人人平等」。紅色高棉把那些金邊解放以前生活在農村裡的農民稱為「舊人」,而那些寄生在資本主義毒瘤裡的市民們則是「新人」,或稱「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賴的「舊人」中間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邊成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體農莊。

紅色高棉廢除了貨幣,廢除了私有制,廢除了家庭,廢除了婚姻。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所有產品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在集體農莊中,「新人」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給則往往少於「舊人」——「安卡」的同志們則獲得更多的配給,國家甚至專門為「安卡」的同志們沿著河邊修建別墅以讓他們更安心於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爾布特等領導人的「偉大」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實際上一個人的偉大往往代表著他的家庭的出類拔萃。波爾布特的妻子喬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國婦聯的領導人,她的妹妹喬蒂迪則是社會運動部部長,喬蒂迪後來嫁給了英薩利,改名為英蒂迪。而這對姐妹同時也是喬森潘的表親。英薩利的女兒擔任柬埔寨最先進的一家醫院的院長——她具有高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


有誰聽到「新人」哭

「『新人』們毫無價值,失去他們我們毫無損失。」英薩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檔中這樣表示。無數的人因為生病而要求得到醫療和食物,這就是「資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們想盡一切辦法清洗不純潔的「新人」。會說法語當然是死罪,識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難逃後腦勺上一鐵鍬,戴眼鏡的更應該徹底消滅。曾有西方留學經歷者,最後只有15人倖存。

除了勞動以外,所有的「新人」和「舊人」都必須參加長時間的政治學習,這被稱為「生活會」。在這些生活會上,幹部們鼓勵「新人」懺悔自己在過去犯下的錯誤,有些「新人」們這麼做了,他們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聲和鼓勵。當天晚上,他們就消失了。

為徹底切斷對下一代的惡劣影響,「安卡」決定消滅「家庭」這一概念。孩子們被從父母身邊帶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體農莊裡,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裡,而孩子們則以報告大人的「反動行徑」為工作。一些人為活下來,裝作不識字,但卻被自己的孩子發現私藏了書本,然後報告給「安卡」。於是,父母被殺害了,而孩子們則得到獎勵。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紅色高棉增加了對各個集體農莊的糧食徵收額度。糧食配給越來越少,而體力勞動則越發繁重——某些具有專業知識的「新人」開始自製一些較為複雜的農具,「安卡」制止了這一資產階級的腐蝕伎倆,那些想偷懶的「新人」則被消滅。另外一些人則嘗試著自己採集野菜甚至昆蟲,他們也被拖走,打死。悲傷的情緒是對黨的路線的不滿,要被消滅;高興則是小資產階級的腐敗墮落,也要被消滅……

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並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資料,一般估計從100萬人到300萬人不等。無論哪個資料,對這個戰前僅僅擁有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都是驚人的。


S21集中營

當上百萬柬埔寨人在集體農莊裡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則被貼上「政治犯」的標籤,在紅色高棉的「審查中心」裡面臨更為直接的恐怖。所有這些審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稱為「S21集中營」,這是金邊郊外的一棟磚石結構的法式建築,以前是一所中學。

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共產主義戰士被逮捕,然後送往S21,其中包括紅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實的高級幹部,如外務部副部長胡甯、資訊部部長沃維。據戰後聯合國調查委員會的統計,總共有約2萬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後進入這片建築,他們大多是紅色高棉自己的同志,僅有6人活著從裡面走出來。

大部分進入S21的人實際上都沒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運作邏輯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承認他們的罪行。因為不認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誠的紅色高棉同志也會最終承認他們為CIA做間諜,當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對中央,甚至是強姦幼女。接下來,他們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黨,然後他們就被殺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於是再被帶進來,重複這一過程。

紅色高棉對自身組織的純潔追求近乎偏執,波爾布特喜歡用細菌來形容黨內的異己思想,「它們」無處不在,所以黨的眼睛必須時刻睜開。紅色高棉在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後宣佈破獲了越南、美國中央情報局、蘇聯克格勃和臺灣國民黨4個特務系統。

與歷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物件可以使用「全稱判斷」,即清洗物件可以是某個地區黨政組織、軍隊系統的全部成員甚至總人口。譬如1978年對東部大區地方幹部和軍隊系統的大清洗半年內處決了10萬人。


劊子手的黃昏

在摧毀了自己的國家,殺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後,紅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剛剛實現南北統一的越南則蒸蒸日上。儘管兩國都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民族傳統仇恨似乎更占上風。

1977年9月,波爾布特第一次拿起國家廣播電臺的麥克風,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演講,主題思想是反對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柬埔寨國民,包括許多紅色高棉的中高級幹部,都是第一次聽到自己領袖的聲音,許多人甚至是第一次聽到波爾布特這個名字。之前,他們只知道統治者是「安卡」。

1978年5月,大清洗激發了反波爾布特的叛亂,被鎮壓後,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領導者是紅色高棉曾任師長、省委書記的高層領導人韓桑林。1978年,蘇聯和越南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月25日,10萬經歷越戰洗禮的越南「志願軍」發動勢如破竹的進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佔金邊。2月15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過期失效,2月17日,中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

這一系列軍事行動,被稱為第三次印支戰爭。塵埃落定,紅色高棉退回山區繼續打遊擊,越南人在金邊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和越南人一起回來的韓桑林受到熱烈歡迎。那些傳說中紅色高棉對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證據,很快在各地發現,越南人將所有證據公之於眾。

為緩解國際壓力,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在80年代中期紛紛表示退隱,儘管有國際觀察人士認為,這些「退隱」的人物實際上依然控制著紅色高棉的運作。1989年,越南佔領軍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衝突各方簽訂了和平協定,但紅色高棉此後宣佈抵制大選結果,再次向政府軍發起進攻,但這已是迴光返照。

1995年前後,紅色高棉爆發內訌,波爾布特於1997年被自己的同志們逮捕、審判,1998年4月16日,波爾布特被他的同志宣佈死於心臟病,但其屍體照片上頸部的痕跡,似乎印證了其被戰友吊死的說法並非虛言。「二號大哥」喬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隨後,英薩利、切春、農謝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後紛紛投降。他們都對大屠殺表示道歉,但都堅稱自己「毫不知情,沒有責任」。

就在本次聆訊之前,聯合國特別法庭發表聲明,向國際社會的捐助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申請,將特別法庭的總數達5600萬美元的預算擴大3倍,以期在預定的審理結束期限2009年之後仍能繼續工作——在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殺害之後,國際社會還要付出數億美元的代價,保證劊子手們接受公正的審判。

(據《鳳凰週刊》胡賁黃章晉/文)



中國日報網環球線上消息:「紅色高棉殺人場」(Choeung Ek)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也承載了無數民眾的痛苦記憶。

殺人場地處柬埔寨首府金邊以南約15公里,又被稱作「鐘屋」,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場」中最著名的一個。在紅色高棉政權統治時期,有大約17,000人在這裡被處死。

如今,「鐘屋」被建成一座紀念館,以一座佛塔為標誌。這座佛塔用樹脂玻璃構造,裡面陳放著大約5,000個左右的頭骨,佛塔底部幾層向參觀者開放。



再看一遍這排排的頭骨,不知你我的心情為何……